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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成本高,修復缺標準,土壤污染頑疾何時解?

發表時間:2018-06-07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袁慧晶 何偉 王陽

  近日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提出,要全面落實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突出重點區域、行業和污染物,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有效防范風險,讓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不過,我國首次開展的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結果表明,全國土壤污染狀況總體不容樂觀,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記者在多地探訪重金屬污染土壤示范修復區發現,土壤污染治理成本高、標準不統一、再利用較難等問題正成為我國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攔路虎”,亟待國家有關部門進一步創新機制完善政策,大力整治,打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堅戰”。

 

66畝地治理花費407萬元:“種一輩子玉米都回不了本”

  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南丹縣車河鎮駱馬村紅星屯的一條小溪邊,41歲的村民陸啟善戴著草帽、手持鋤頭與母親在玉米地里除草施肥。記者看到,10幾公分高的玉米苗顏色發黃,顯得柔弱、細小,鋤頭觸地發出“梆梆”的聲響,附近還有一些地塊裸露著……

  “溪水被礦山污染,雨季淹上來導致土壤被污染。我家地里種莊稼半死不活,種玉米也結不出棒子,一家人的口糧都成了問題。”陸啟善回憶起過去依然苦澀。

  被譽為“有色金屬之鄉”“中國錫都”的南丹縣是珠江流域支流刁江發源地,也是全國重要的多金屬群生富礦區。陸啟善所在的村屯附近曾有幾十家選礦點。未經處理的廢水直排以及尾砂隨意堆放,造成了土壤中砷、鉛汞的含量超標,地里長不出莊稼,陸啟善和很多村民都因此陷入貧困。

  2011年2月,國家《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將南丹縣列為全國重金屬污染重點防控區之一。同年8月,該縣啟動系列污染治理修復項目,紅星屯治理項目是大廠銅坑河道重金屬污染治理與環境修復工程的重要內容。

  “資金和技術是土壤污染修復的最大門檻。”南丹縣環保局有關負責人說,紅星屯項目治理面積約66畝,主要包括河道清淤、砌筑河堤、挖運土方及污染地塊整治等。“該段治理工程審計結算價格是407萬元,除以66畝,大概每畝投入6.1萬多元。”有農民感慨:“種一輩子玉米都回不了本。”

  “大部分資金花在了河道清淤和砌筑河堤上。” 這位負責人對記者說,受污染土壤主要采取客土覆蓋法治理,回填一層厚約50厘米的非污染土壤,從而達到治理目的。

  治理過程也是一波三折。

  “地如果還能種,我們也不愿意交給政府治理,因為確實不能種了,才交給政府治理。整個治理過程不讓村民參與。”陸啟善說,剛開始回填的新土并不好,板結得厲害,種不了莊稼,村民一度意見很大,村干部多次協調才解決。

  歷經3年多的治理,銅坑小溪達到地表水環境質量Ⅲ類標準,受污染土壤也達到項目驗收標準,然后把土地交給群眾耕作。 陸啟善說,現在他家里3畝地種上了玉米,還有一點水稻。玉米畝產500斤左右,按目前市場價1元/斤,年收入大概1500元。

  但污染造成的陰影還籠罩在村民的心頭。“修復后的土壤肥力依然很‘瘦’,種莊稼產量不高。”陸啟善說,雖然溪里有小魚,岸邊能見到青苔,但村民們還是不敢用溪水灌溉,也不敢給牲畜喝。期盼政府規劃建設水渠能快點動工,引來山泉水心里才踏實。

  廣西壯族自治區環保廳重金屬處處長韋杰宏說,全區重度和中度土壤重金屬污染治理面積分別約占全國的10%和9.6%,治理修復資金缺口巨大。一些工程措施治理重度污染農田成本達3萬元/畝,當地難以支撐配套資金,建議國家對土壤重點污染地區適度傾斜,并出臺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治理的激勵政策和措施。同時,要加大土壤污染防治技術的基礎研究,降低處置成本。

  還有基層干部反映,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治理修復需要休耕,國家層面應給予適當補貼。

 

修復標準未明:“治到什么程度”誰說了算

  土壤污染的危害雖不及大氣污染、水污染顯性,但污染一旦形成幾乎不可逆,且將進入食物鏈中循環,用“隱形殺手”形容毫不為過。我國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工作在國際上起步雖晚,但近10年來,一些先試先行的修復區也取得了初步成果,部分農用地重新有了綠意。土壤污染治理“治到什么程度”才算是達標呢?這樣的困惑縈繞在很多土壤污染修復先試先行區。

  山東晉煤明升達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山東省寧陽縣,前身是一家化肥廠,至今已生產50年。由于早期技術瓶頸,企業常年生產合成氨存在的滲漏造成了場地污染,砷和苯類物質含量超標。

  “2013年起我們開始籌劃遷移至當地化工工業園區。原有場地全部納入城區規劃,將來變更為商住開發用地。”企業工作人員王寧介紹,考慮到遺留污染問題,企業在2015年進行了污染調查,并上報上級部門立項審批。

  在已完全封閉起來的一期工程地塊,記者看到,治理前后的污染土壤用肉眼看上去幾無差別,但治理后的土壤種上草苗可正常生長,種上草苗的目的是為了顯示土壤可以生長植物。

  這一工地現場被劃分為污染土壤采挖區、土壤暫存區、修復作業區、養護檢測區等。“采挖污染土壤在暫存區采集數據后再運輸至修復作業區進行復檢和預處理,通過大型自動設備均勻添加修復藥劑,經過20天到30天控制條件堆放養護,每過48小時采樣監測污染物含量,未達標的土壤返回設備重新處理,達標土壤按批次運輸回填。”企業安全總監李衛東向記者介紹。

  但是,修復后可以長草的土地就是安全的嗎?土壤修復的標準值到底是如何確定的?企業有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一個相當“燒腦”的土壤修復目標確定過程。

  由于未來用地類型已經確定,企業根據風險報告結果,將報告計算所得土壤修復風險控制值與《場地土壤環境風險評價篩選值》住宅用地方式下的土壤環境風險篩選值、展覽會用地土壤環境質量評價標準(暫行)A級標準、《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篩選指導值》(二次征求意見稿)中住宅敏感用地方式的土壤污染風險篩選值進行對比,綜合對比單一污染物的目標修復值。

  風險控制值、風險篩選指導值、評價篩選值、目標修復值……多個專業術語名稱讓人難以分辨。這家企業遇到的是我國目前土壤修復存在的一個共性問題:修復標準未明。

  “土壤修復治理到什么程度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真空’問題。現在有土壤污染防控的標準,有土壤污染的判定標準,有修復治理的技術標準,卻沒有一個明確的、治理到什么程度即為達標的標準。過去有些治理是過度治理和不充分治理,這都是有問題的。”青島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副院長王凱榮說。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使是讓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數值,也絲毫沒有阻擋現如今各種土壤修復工程實施的順利完成。

  記者采訪發現,土壤污染修復的實踐中,多是由甲方建設單位委托專家進行評審,根據污染狀況和修復后的不同用途評定一個健康風險安全系數,倒推出具體的土壤污染極限值。

  “用這一方法,評估采用的篩選因子和篩選值具有不確定性,將會導致修復值差別較大。業內人士建議,研究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適用于不同用地的修復標準體系,指導土壤修復工作開展。”山東省環保廳固廢土壤處處長吳松民認為。

  “有關部門應該盡快根據土壤下一步利用方式來確定治理的標準,不同的用地方式、地形地貌水文地質條件都會影響修復的標準,也就是不能完全按照國家的標準,必須出臺地方標準。”王凱榮表示。

 

企業治理污染遇尷尬:“垃圾堆里淘金”犯了難

  從環境污染治理的客觀需求上看,中國土壤修復市場潛力巨大。而修復后的土地如何利用,近年來也成為諸多土壤污染修復示范區的關注焦點。

  江西嘉禾落羽杉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企業。2012年底,企業負責人朱斌來到江西貴溪,打算利用這里修復好的1000畝污染地種植耐受型苗木。

  上世紀80年代,貴溪市九牛崗一帶集中了數家大中型企業,因受早期生產技術制約而排放的“三廢”累積,對周邊環境造成破壞。附近村民的地里,開始還有收成,后來漸漸賣不到種子錢,最后土壤板結到寸草不生。

  九牛崗土壤修復項目2010年被列入國家重金屬污染防治示范項目。當地政府在督促企業降低生產過程中“三廢”排放的同時,對重災區村民實施了整體搬遷,由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負責對污染土壤進行修復,并引進相關企業合理利用修復后土地。

  根據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采樣分析,這里土壤中銅、鎘等重金屬超標,其中重度污染面積2075.6畝,中度污染面積271.7畝,輕度污染面積692.9畝。

  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周靜介紹,九牛崗土壤修復項目率先在全國提出了分級治理、“邊修復、邊生產、邊收益”的模式,將污染土壤分為3類,制定不同的修復標準:重度污染區改變種植結構,實現植被蓋度達85%以上;中度污染區考慮一定的經濟價值,種植纖維、觀賞或經濟林木等植物;輕度污染區修復后,實現水稻等糧食作物達到食用標準。

  朱斌的企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與當地政府簽下了協議。根據協議,企業承包下中度污染區1000畝土地的10年經營權;其中,前5年免租,后5年政府和企業各承擔一半租金。

  “我們看中的是這里的土地免租政策,想在‘垃圾堆’上‘淘金’,預計5年回報。”朱斌說,如今他十分后悔這一決策,有種“青蛙掉水井”的感受,15年都難回報。

  朱斌告訴記者,落羽杉是一種適應性很強、抗污染的造林綠化樹種,能夠在污染地上生長,但生長速度卻遠低于預估。“外面三年胸徑能增長6公分,這里六年才增長7公分。我們栽種的雖然是精品樹種,但因為種植在污染地上,樹的品相被生生降低了一個等級。”

  苗木的生長周期幾乎被翻倍,出圃時間也隨之延長,這對于流動資金并不充裕的苗木企業來說是一種打擊。“至今已累計投資近兩千萬元,主要是采購樹苗和人工費方面。”

  朱斌介紹說,這里環境有一定污染,樹苗的成活率不高。“除了落羽杉,我們當時還種了廣玉蘭,最開始有2700棵,現在只剩下30來棵。先后補過三次苗,僅補苗的直接損失就在400萬元左右。目前苗木出圃獲利只有40萬元左右。”

  逐年增長的人工費也成為企業的負擔。比如請農民種樹除草,第一年是70元一天,如今要130元一天。朱斌向記者展示了若干張農民工資欠條,均需要在今年底前還清,累計金額逾十萬元。

  同時,記者也注意到,在江西嘉禾落羽杉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的銀行賬目上,截至今年4月底,企業賬戶結余僅為42673元。

  “我們找過林業、環保等部門,答復是沒有相應的補貼政策。因苗木屬于流動資產,土地也是租賃的,企業不能從銀行貸到款。”朱斌說,自己很擔心撐不到下一批苗木出圃。因為從今年開始,企業要承擔一半的地租費用,按畝產稻谷的市值來計算。

  貴溪市環保局局長黃貴鳳對此也很無奈。“土壤污染治理的國家補貼基本集中在修復環節,農藝管理環節無法計算受益情況,從而無法補助。”黃貴鳳建議,在補貼政策上適當引導,幫助土壤污染治理市場形成“誰貢獻誰受益”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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